人民日报刊登邯郸学院袁庆禄教授难忘十日 共仰千秋——创作谈

    6月18日，人民日报12版刊登我校艺术学院袁庆禄教授《难忘十日 共仰千秋——<史可法殉城>创作谈》，现将原文转发，以飨读者。

难忘十日 共仰千秋（图画中国·历史画创作新经验⑤）
——《史可法殉城》创作谈
袁庆禄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8日 12 版）

    从事版画创作与研究四十多年来，我对艺术始终深怀虔敬与敬畏之心，时刻不敢怠惰。面对历史画创作，这种敬畏之心尤为强烈，一则敬畏历史人物的精神，二则敬畏前辈大师的经典作品。《史可法殉城》的创作，源于国家“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部分作品选题的特邀征集运动。在指定的数十项备选题材中，我最终选择了民族好汉史可法——三百多年前抗清名将史可法以身就义、视死如归的精神，点燃了我胸中的熊熊烈火，刀光剑影中我领会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巨大。这幅作品的创作历时近四年，从初期的主题确定到呈如今观众面前的大幅套色木刻版画，我随之经历了版画创作生涯中非同平凡的过程。

　　再现大地悲歌

　　历史题材创作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表达，它涉及创作者对民族精神的认知度、认知在画面中的反映、反映的情势和方法的时代印痕及个性特性。这同样是我创作《史可法殉城》必须解决的根本题目。

　　认知的高度决定了作品的体现力，体现力决定了作品的感染力。1645年4月，清兵进攻南明，兵围扬州，扬州守将史可法率领全城军民誓死守城，与清兵浴血奋战，壮烈就义，体现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与大义凛然的捐躯精神。重温历史，史可法好汉群体的爱国举动和捐躯精神与我十八年军旅生涯锻造的思想和品格于潜意识里剧烈碰撞，我胸中强烈的创作欲望一迸而发，成为我四年如一日的精神动力所在。

　　为生动再现古战场的悲壮画面，充分表达民族精神，作品的构图设计和刀法技巧都要精益求精。艺术理念上，我依然坚持淳厚的艺术语言和写实的风格，力图在作品精神表达层面进行突破；构图设计上，我着意好汉群体的形象塑造，人物或躺或卧，或横刀立马，或剑拔弩张，造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以彰显史可法大义凛然的气魄和中华民族精神；人物形象设计上，力求在八平方米的画面中显现出多小我物形象写实的真切，以及关系的呼应。前与后、左与右、上与下、大与小，一个个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表现出独有的特性，从而实现了静而有威、威而具勇、绘声绘色的意境表达。同时，我赓续通过刀法的转变来正确表达各类物体的质地与人物形象的动感，以推进写实的深度与理念的创新。尤其是对人物形象面部表情的处理，我用本身擅长的三角刀进行精雕细刻，精谨渺小处加强了画面的节奏和韵律，从而使好汉群体形象展现作品所必要的民族性和唯美特性。

　　创作中，我两次赴扬州实地考察，多次查阅相干资料，几易其稿，每次创作与修改都是思想的洗礼和感性的升华。三百多年前明王朝那场抵御异族入侵的战争场面，往往在脑海中闪现，其悲惨、壮烈，惊寰宇、泣鬼神。而我也尽最大努力通过画面语言再现历史，表达情感共鸣，使人们深思中华民族历经灾祸而生生不息的缘故原由。正如郭沫若为史可法的题词：“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

　　歌唱民族气节

　　为体现好汉群体的民族气节，我以大画面、大场景、大空间来处理《史可法殉城》中人物和场景的关系，以加强画作的感染力和传导力。主人翁的群体形象与情景在大空间中纵横，强化着情感的抒发，这不仅仅是主题的必要，也是艺术创造之必需——空灵中透着骨感，血腥中表现美感，使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精神通过画面在受众心底荡漾。这种纵横开阖使画面更加气势磅礴，好汉人物群体形象更加真实感人，中华民族气节更加奋发人心。

　　这里的大画面有三层含义：一曰大尺幅，二为大题材，三是大气魄。因为木刻版画的间接性对板材的限定，加上套色所具有的技术难度，长期以来我都是在一平方米左右的板材上做文章。而《史可法殉城》为八平方米大尺幅，四套色总刻板三十二平方米。把数块板拼接在一路，错版、漏印、重叠，诸多想不到的题目接踵而至。这些难题，只能在一次次的实验中渐渐解决。大题材是由于弘扬好汉主义精神必要大主题。而大气魄，现实上是更高条理的要求——远大的感觉要靠画面内在的气势传达出来，而不仅仅是尺幅之大。

　　以套色木刻版画情势驾驭大场景的历史题材，对创作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次严厉的挑衅。面对挑衅，我从构思开始就改变以往的构图模式。大场景并不单单是工程量大、刻画的人物浩繁那么简单，大而不空、大而不乱是其基本要求。大而不空，是指画面构图要饱满，内容要雄厚，细节要到位，详略要得当，这是写实性绘画的基本原则，但在大型历史画上体现得更加凸起。大而不乱，是指画面的团体性、和谐性，包括人物关系、人物与背景关系、色彩关系等。

　　《史可法殉城》通过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的结合来处理大场景——团体采用散点透视扩大视域范围，结合焦点透视增强真实性。视角从正面睁开，并不直接描绘战斗景象，然后以特定的瞬间显现历史的真实性和战争的悲壮色彩。根据主题体现的必要，我还对画面情节、人物动态和情感进行了反复推敲与修改，把构成画面的人物、各类物件进行强化乃至夸张处理。单纯中求转变，诟谇中求对比，繁杂中求团体，在木版套色的局限中，我充分发挥刀法雄厚的体现力，强化物体结构的力度，从而镌刻出人物的力量感、厚重感和历史的沧桑感。

　　空间对于大型历史画来讲至关紧张。传统中国画讲究高远、深远、平远，这对于融汇东西方版画传统同样适用。远处硝烟弥漫、残垣断壁，近处战旗猎猎、浴血奋战，左侧英勇不屈的将士，与右侧战火硝烟的弥漫相呼应，营造出惨烈的战斗场景，静谧而肃穆。正气凛然的史可法形象居中，让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力量、一种意志、一种悲壮。为了强化大空间的结果，画面的下半部多以平行刀法来体现物体质感和结构，上半部分多以斜线穿插刀法，使画面既慎重厚实又险要特立。同时，刀法的雄厚转变和锋利果敢，也增加了画面内在的气场和格调的大气与力度。

　　寻求意境营造

　　艺术上寻求美的意境营造，是《史可法殉城》力图达到的结果。

　　一方面，我用四套色的版画处理，寻求西方古典艺术纯朴、凝重、概括的意象色调，强化写实深度；另一方面，则消解轮廓线和黑色块的造型体例，在形的处理上，更多地依据不同色层共同搭构的面子关系，也可以说在艺术语言上尝试在有限的色层内表达极为坚实而雄厚的面子转变，借鉴传统木刻版画的明快、疏朗和练达，尽力寻求画面的渺小、雄厚和深入，使画面浑然一体，富于视觉冲击力。主人翁史可法以略微瞻仰的造型突显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英勇气概。盾牌、大刀、炮管、战旗、伤员烈士，惨烈的战争场面、不倒的好汉群像、浑厚壮美的感伤、唯美浪漫的场景，阐释着巨大的民族精神。

　　画尴尬刁难光线的处理运用也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这已不再仅仅是情势的必要，而是紧扣着作品主题的内在精神情绪的表达与宣扬。强烈的明暗对比创造出光的意象，或侧光，或逆光，乃至神秘莫测的底光，既是画面必要的客观呈现，更有主观意识的强化。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应和着巨大的中华民族历经灾祸、坚贞不屈的奋斗历程。作为画家，笔下对一段丰厚历史、某一小我物或情节的再现，只有植根于沃土，才能创作出血肉丰满、人民认可的历史真实，如许的作品方具影响力。《史可法殉城》的风格是写实的，但意境又高于写实。这幅作品，是尽情抒发爱恨情感的平台，每一小我物形象的一举一动，都是这种情感的印痕。中国传统绘画，讲求“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意在至静不易，虚怀为难。《史可法殉城》在构图和画面人物的处理上勇敢而险绝。可以说，在这幅画的创作中，我实现了艺术生涯最大的一次跨越、一次超越、一次提拔——跨越的是技法，超越的是心灵，提拔的是境界。

　　“千淘万漉虽费力，吹尽狂沙始到金”。实践证实，这件千辛万苦创作的历史题材巨制是成功的。不倒的战旗，浓烈的硝烟，空旷的天际，是意境，也是氛围。它让史可法的形象在特定的环境下显得更加嵬峨，也让史可法的精神得以升华，给人留下广远深邃的想象空间，而其背后彰显的恰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力量。